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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资讯
2020-08-14 19:47
中国经济增长的回顾与展望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历程，尤其突出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中国，他认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是非常规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阶段，后四十年是常规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所谓常规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就是沿着比较优势量力而行，当资本存量比较少、人均收入比较低的时候，就搞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量力而行，但是前三十年显然不是。前三十年通过重点发展重工业快速积累了资本、快速提高了教育和公共卫生水平，这些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以中印为例进行了比较。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之所以比较成功，是因为我们比较灵活地应用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政策建议，比如动员劳动力、积累资本、推动技术进步等。姚洋教授分析了不同时间段上劳动人口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在某种形式上说，改革开放的成就有一定的偶然因素，那就是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红利的增长。关于国民储蓄，姚洋教授从生命周期假说和GDP结构变化两个角度解读了我国国民储蓄率一度为什么高企。
展望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姚洋教授介绍了他们在《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这本书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他框定了三个经济收敛条件：城市化率、教育水平、劳动人口比例。前两个是加分项，第三个是减分项。基于此预测了中国未来三十年的经济增长，认为从GDP总量看，2030年中国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人均收入来看，到2050年，中国也能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60%，跻身高收入国家，应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中国的增长模式转变与必要的改革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教授在演讲中重点提到两个问题：在这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我们的政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变？针对第一个问题，黄益平教授先引导大家去理解过去我们的改革逻辑和实际效果。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策略是 “双轨制改革”，之所以双轨，是为了在获得市场化改革的好处的同时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过渡。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在改革具体政策方面，呈现了一个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局面：一方面是产品市场基本上都放开，另一方面要素市场，包括像土地市场、能源市场、资本市场甚至在劳动力市场，政府的一些政策限制和干预还是比较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要素市场扭曲？这实际上就是支持双轨制落地的一种做法。这样的一套政策看上去似乎有不少问题，但实际上还是很成功的。不管怎样，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四十年，政府对经济体系干预程度是在降低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程度是提高的，这对提高效率是很有帮助的。
在未来，从趋势看，我们的经济从2010年开始增长速度是下降的。对此学界有很多讨论，这到底是趋势性的结果还是周期性的结果，又或者是结构性的结果？这些方面的因素可能都值得我们关注。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走向第二个百年计划，我们在未来三十年能保持什么增长。我们过去四十年算是比较成功，未来会怎样？黄益平教授认为过去四十年经济增长成功，最简单的解读就是改革和开放，改革就是市场化改革，开放就是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如果给一个简单的建议，将来的方向应该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走，但在具体做法上，可能会需要一些改变。比如，双轨制改革策略要转为竞争中性策略，不对称的改革策略要进一步市场化，支持创新和产业升级等。并且，在国际环境变化下，一方面要更加重视国内需求对支持增长的作用，但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一定要坚持开放。
从中美关系看国际发展环境的变局与挑战
（査道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査道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査道炯教授作为一名国际关系学者，提醒大家理性思考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不能简单的说是有利还是不利、顺畅还是不顺畅。因为一个环境，特别是国与国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既有外国对我们的一面，也有我们怎么对外国的一面，是相互观察、相互判断的。世界的主要经济体在疫情发生之前的基础没有什么变化，疫情只是暂时把生产节奏放慢了，其他像债务、贸易结算货币、贸易许可、技术标准、海关规则等“软件”都没有变化。但是疫情不管是今年年底还是明年结束，它都放大了一个国家对产品链、产业链的“安全、可控”追求的紧迫性。査道炯教授重点解释了大家顾虑的依存度问题，如在能源、粮食、对外经济等方面担心受制于人。他认为依存度不能只看总量，需要从五个方面观察：一是依存的性质，是自然形成的成分多一些，还是政策性的、对方蓄意让你形成的。二是供应方是否蓄意改变。三是能否找到替代？物种的替代，供应来源地的替代……四是看看能不能牵制对方。五是聚焦国内政策，落脚于自己的改变如提高效率。
中美经济关系脱钩的主张在美国智库和政界、商界长期存在，在中国引起广泛注意之前，美中在经贸政策上一直有距离，如军民两用技术、高科技产品的贸易许可、民事司法合作等。政策性脱钩的效果取决于众多因素。一个新变化是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以及美国的企业、西方的跨国企业的ESG（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行为使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更加复杂。査道炯教授指出，应对这种变化，我们一是要坚持技术标准的全球性的互联互通，按技术类别考虑全面。二是不管美国怎么做，不管美国盟友怎么做，我们要长期做的是去优化产品加工和集成的能力，以及提高跨国物流的组织能力。不能自持巨大的国内市场，一定要提高产品跨国兼容的能力。三是不管美方怎么做，我们应该牵头增强对国际产品通关政策的协调。
査道炯教授基于他在《中国2049》一书中对我国经济外交的历史总结，认为未来我们应该做好五个方面的事情：第一，管理好与其他市场之间的经济距离。第二，加强合规制度的建设。包括中国的法规、中国认可的国际法规，不能只是case by case，要有制度。第三，调动全球人力资源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第四，在国际制度层面，最大限度地发挥合作精神。第五，应以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为外交的首要目标。
在最后的圆桌论坛环节，三位嘉宾又就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制度建设和国际援助等话题展开了讨论，提出了很多新颖的、深刻的观点，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思想碰撞。本次发布会受到多家媒体关注，在新书发布仪式后，三位嘉宾又进一步回答了部分媒体记者的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