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认知垃圾管理碳减排机遇 ——气候政策下生活垃圾管理的挑战与机遇研讨会暨报告发布会成功举办

  • 来源 今日头条
  • 作者
  • 日期 2022-06-17 20:12

6月16日,零废弃联盟与磐之石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简称“磐之石”)在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阿拉善SEE华北项目中心、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的支持下,联合举办了零废弃论坛第二期线上沙龙“气候政策下生活垃圾管理的挑战与机遇研讨会暨报告发布会”。

磐之石联合主任及创始人赵昂在会上发布了报告《在气候政策下看中国市政固体废弃物的可持续管理机遇——来自欧盟和更多地区的启示》并分享了报告的核心内容。他认为,中国要实现低碳转型,在市政固废管理上也应当有所作为。欧盟依靠提升回收和焚烧比例,减少填埋,从1990年-2019年实现碳排放降低22%,其中回收的减排效应最为明显。而美国EPA一项关于采用全生命周期评价固体废弃物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显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源头减量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甚至比回收利用更高。焚烧是目前国内主流的垃圾处理技术,但其碳减排效应除了焚烧过程自身的碳排放之外,还与当前电网碳排放强度和作为参考情境的处理方式的碳排放有关;随着国内电网碳排放强度下降,以及越来越多城市和地区填埋场甲烷回收的普及,焚烧的碳减排效应将越来越有限。赵昂建议:我国生活垃圾管理规划应当设定“源头减量”目标;针对企业应当通过产品标准落实循环经济战略;对于消费者应当披露产品碳排放信息,同时设计激励机制,以促进绿色选择;在垃圾处理方面,焚烧应通过提高能效来减少碳排放强度并据此提高补贴门槛,同时要求填埋必须安装和使用甲烷收集和利用设施。

南京大学(溧水)生态环境研究院研究员张雪华强调,碳中和意味着碳排放和碳吸收大致相等,即在系统中本身需要有碳汇才能实现,否则需要从外部其他方面获得碳信用。在土壤、森林、海洋等各类碳汇中,土壤是最大的碳汇;而堆肥最大的优势在于其产物是一种富含有机碳和微生物的腐殖质,施用于土壤具有固碳作用,并通过微生物作用进一步转化为土壤中更为稳定的碳,增强土壤作为碳汇的功能——这是其他垃圾处理方式做不到的。而且堆肥的适用性很强,从家庭到社区、再到城市层面,都存在适用的技术。堆肥过程中也有二氧化碳排放,属于生物性质的,按照IPCC方法不计入全球影响;也会产生甲烷和氧化亚氮,但它们相对于二氧化碳而言是少量的。堆肥温室气体的产生与堆料碳氮比、堆体湿度、堆肥过程管理、堆肥产物的使用情境等都有关;在社区层面,如果堆料碳氮比低于30:1,湿度小于55%,过程管理得当,做到异味小、蚊虫少、基本没有渗滤液,其温室气体排放可以视作零。张雪华说,“堆肥虽然目前在我国碳汇领域的重要性还有待提升,但全球范围内是很受重视的。欧盟90年代经历的堆肥‘大跃进’,目前60%以上的生物废弃物(bio-waste)依靠堆肥解决,这个过程也让研究者更加了解堆肥对加强土壤碳汇效应的理解。”她建议应当改变对于焚烧、填埋不合理的补贴机制,增加对厨余堆肥实践的支持,有了更广泛的实践才能建立适合我国的厨余堆肥技术和质量标准,而标准反过来会进一步推进和优化实践,形成业态的良性循环,也促进有机质的良性循环,实现碳中和。

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碳减排工作组组长颜磊介绍到,一些产品的碳排放量甚至大于产品本身的重量,这是因为要把上下游的开采、制造、运输、仓储、乃至后端的焚烧、填埋等处理方式都考虑进来。全生命周期碳足迹计算,国际上有PAS2050、GHG Protocol、ISO 14067等标准,国内一些机构也建立了基于国内数据的排放因子库。有研究表明,消费端(包括居民和生产端)的碳排放总量占比达到53%,但相比企业通过CDM、CCER等机制进行核算、实行大宗碳交易,居民端非常分散很难认定。中华环保联合会正在制定《塑料包装替代材料减排量核算准则》,希望推动消费者使用更加低碳的产品,如再生塑料产品。“蚂蚁森林是很好碳普惠产品,有几十个场景可以获得绿色能量,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包装是其中之一。但由于缺乏权威标准的认证,目前只能内部流通。”颜磊说,“我们发布了一套《公民绿色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导则》,已经得到40多家学术机构和互联网大厂的认可,希望今后能够统一度量标准,打通居民碳减排行为和各地政府碳账本,实现绿色能量的跨平台兑换。”

芜湖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环境研究员李嘉诚提出,站在温室气体排放的视角,我们要不断思考如何才是一组最佳的垃圾分类处理的行动路径。近年来生活垃圾焚烧接近指数式增长,一些省市建成的焚烧处理能力甚至超过了垃圾清运量,其中一个原因是认为焚烧具有“双重降碳”作用:一是替代了煤电的碳排放,二是减少了作为基线情境的填埋场甲烷排放。在替代排放方面,他的研究表明,垃圾焚烧的发电效率低、平均电网排放因子远高于煤电,不可能实现替代后的减排。而在基线选择方面,目前焚烧CCER项目全部选择了M3,即不带填埋气回收的填埋场,但目前我国已经越来越多的填埋场安装甲烷回收装置,并且提出“零填埋”的目标,以M3作为基线的情况将不复存在。他认为,如果申请CCER项目的焚烧厂所在区域普遍采用焚烧处理或将来全国的垃圾处理已经变成以焚烧为主,那么基线就是垃圾焚烧;而相对基线减排,就是碳排放因子低的焚烧厂相对于平均水平焚烧厂的减排。“从垃圾分类处理的视角,要想真正降低碳排放,垃圾分类后的回收利用和厨余分类后的生化处理才是更好的路径,但目前这两种路径政策扶持不足,盈利能力偏低,发展举步维艰,而焚烧却在持续获得高额补贴。这种情况值得深思,需要改变。”李嘉诚说。

【版权提示】产业经济在线尊重与保护知识产权。如发现本站文章存在版权问题,我们将及时沟通与处理。

  • 排行榜
  • 推荐
  • 热门

Copyright © 2002-2017 CHJZX. 产业经济在线 版权所有

京ICP备19040004号-1

全面认知垃圾管理碳减排机遇 ——气候政策下生活垃圾管理的挑战与机遇研讨会暨报告发布会成功举办

今日头条2022-06-17 20:12

6月16日,零废弃联盟与磐之石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简称“磐之石”)在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阿拉善SEE华北项目中心、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的支持下,联合举办了零废弃论坛第二期线上沙龙“气候政策下生活垃圾管理的挑战与机遇研讨会暨报告发布会”。

磐之石联合主任及创始人赵昂在会上发布了报告《在气候政策下看中国市政固体废弃物的可持续管理机遇——来自欧盟和更多地区的启示》并分享了报告的核心内容。他认为,中国要实现低碳转型,在市政固废管理上也应当有所作为。欧盟依靠提升回收和焚烧比例,减少填埋,从1990年-2019年实现碳排放降低22%,其中回收的减排效应最为明显。而美国EPA一项关于采用全生命周期评价固体废弃物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显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源头减量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甚至比回收利用更高。焚烧是目前国内主流的垃圾处理技术,但其碳减排效应除了焚烧过程自身的碳排放之外,还与当前电网碳排放强度和作为参考情境的处理方式的碳排放有关;随着国内电网碳排放强度下降,以及越来越多城市和地区填埋场甲烷回收的普及,焚烧的碳减排效应将越来越有限。赵昂建议:我国生活垃圾管理规划应当设定“源头减量”目标;针对企业应当通过产品标准落实循环经济战略;对于消费者应当披露产品碳排放信息,同时设计激励机制,以促进绿色选择;在垃圾处理方面,焚烧应通过提高能效来减少碳排放强度并据此提高补贴门槛,同时要求填埋必须安装和使用甲烷收集和利用设施。

南京大学(溧水)生态环境研究院研究员张雪华强调,碳中和意味着碳排放和碳吸收大致相等,即在系统中本身需要有碳汇才能实现,否则需要从外部其他方面获得碳信用。在土壤、森林、海洋等各类碳汇中,土壤是最大的碳汇;而堆肥最大的优势在于其产物是一种富含有机碳和微生物的腐殖质,施用于土壤具有固碳作用,并通过微生物作用进一步转化为土壤中更为稳定的碳,增强土壤作为碳汇的功能——这是其他垃圾处理方式做不到的。而且堆肥的适用性很强,从家庭到社区、再到城市层面,都存在适用的技术。堆肥过程中也有二氧化碳排放,属于生物性质的,按照IPCC方法不计入全球影响;也会产生甲烷和氧化亚氮,但它们相对于二氧化碳而言是少量的。堆肥温室气体的产生与堆料碳氮比、堆体湿度、堆肥过程管理、堆肥产物的使用情境等都有关;在社区层面,如果堆料碳氮比低于30:1,湿度小于55%,过程管理得当,做到异味小、蚊虫少、基本没有渗滤液,其温室气体排放可以视作零。张雪华说,“堆肥虽然目前在我国碳汇领域的重要性还有待提升,但全球范围内是很受重视的。欧盟90年代经历的堆肥‘大跃进’,目前60%以上的生物废弃物(bio-waste)依靠堆肥解决,这个过程也让研究者更加了解堆肥对加强土壤碳汇效应的理解。”她建议应当改变对于焚烧、填埋不合理的补贴机制,增加对厨余堆肥实践的支持,有了更广泛的实践才能建立适合我国的厨余堆肥技术和质量标准,而标准反过来会进一步推进和优化实践,形成业态的良性循环,也促进有机质的良性循环,实现碳中和。

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碳减排工作组组长颜磊介绍到,一些产品的碳排放量甚至大于产品本身的重量,这是因为要把上下游的开采、制造、运输、仓储、乃至后端的焚烧、填埋等处理方式都考虑进来。全生命周期碳足迹计算,国际上有PAS2050、GHG Protocol、ISO 14067等标准,国内一些机构也建立了基于国内数据的排放因子库。有研究表明,消费端(包括居民和生产端)的碳排放总量占比达到53%,但相比企业通过CDM、CCER等机制进行核算、实行大宗碳交易,居民端非常分散很难认定。中华环保联合会正在制定《塑料包装替代材料减排量核算准则》,希望推动消费者使用更加低碳的产品,如再生塑料产品。“蚂蚁森林是很好碳普惠产品,有几十个场景可以获得绿色能量,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包装是其中之一。但由于缺乏权威标准的认证,目前只能内部流通。”颜磊说,“我们发布了一套《公民绿色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导则》,已经得到40多家学术机构和互联网大厂的认可,希望今后能够统一度量标准,打通居民碳减排行为和各地政府碳账本,实现绿色能量的跨平台兑换。”

芜湖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环境研究员李嘉诚提出,站在温室气体排放的视角,我们要不断思考如何才是一组最佳的垃圾分类处理的行动路径。近年来生活垃圾焚烧接近指数式增长,一些省市建成的焚烧处理能力甚至超过了垃圾清运量,其中一个原因是认为焚烧具有“双重降碳”作用:一是替代了煤电的碳排放,二是减少了作为基线情境的填埋场甲烷排放。在替代排放方面,他的研究表明,垃圾焚烧的发电效率低、平均电网排放因子远高于煤电,不可能实现替代后的减排。而在基线选择方面,目前焚烧CCER项目全部选择了M3,即不带填埋气回收的填埋场,但目前我国已经越来越多的填埋场安装甲烷回收装置,并且提出“零填埋”的目标,以M3作为基线的情况将不复存在。他认为,如果申请CCER项目的焚烧厂所在区域普遍采用焚烧处理或将来全国的垃圾处理已经变成以焚烧为主,那么基线就是垃圾焚烧;而相对基线减排,就是碳排放因子低的焚烧厂相对于平均水平焚烧厂的减排。“从垃圾分类处理的视角,要想真正降低碳排放,垃圾分类后的回收利用和厨余分类后的生化处理才是更好的路径,但目前这两种路径政策扶持不足,盈利能力偏低,发展举步维艰,而焚烧却在持续获得高额补贴。这种情况值得深思,需要改变。”李嘉诚说。